在“两会”召开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长瑜带来十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其中有一封退休教师写的长达6页纸的信，信中历数当今中小学校园中存在的种种怪现象，如花钱买作业成好学生，课代表“以权谋私”，富家子弟老师不批评等等，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呼吁：“救救孩子！”
《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有一位年轻妈妈是这样教育5岁的女儿的，当电视中出现富人携带美女的镜头时，总会不失时机地“启发”：
“看，如果那个女孩不美不温柔，怎么会有富人看上她呢？你现在就要从小淑女做起，长大了才能被有钱人看中。”
父母从小对孩子进行拜金主义教育，孩子上学后，自然就学会了花钱买作业这一套商品交易的游戏规则。
学校教育主要是靠教师来完成的，实行了多年的理想主义说教因循守旧、缺乏创意，已经对学生失去吸引力，学生更多地是从教师的言传身教中学习为人处世的原则。但教师队伍中堪称为人师表的又有多少呢？
《燕赵都市报》报道，石家庄市北二环附近某中学，为了确保升学率，校方居然让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劝退班上学习成绩差、升学无望的学生。老师每劝退一名学生，就可以得到学校奖给的150元钱。云南开远市第一中学在2004年高考来临前，用“自愿”签协议书的办法，强迫成绩差的学生离校回家，造成两个学生抑郁不乐车祸死亡。说假话、歧视成绩差的学生、规避法律和舆论谴责到丧失人性。昆明某所中学一个教师向许多学生家长借钱达20多万元不还，以致报纸曝光这种丑行。大学里还发生研究生写文章质问教授，“您教了我些什么？”说的是教授忙于赚钱，根本没把教书放在心上。某所高校8名研究生集体上书校方，要求换掉他们的指导教师，因为教授没有心思授课。看看这些，你就知道如今的教育界已经被“银子”腐蚀到了何等地步！你敢相信这样的教师能教育出未来社会的好公民吗？
在应试教育一统天下的这些年里，我们的教育走着一条畸形的道路。
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结果，忽视了学生素质的综合开发和培养，造就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考试机器。于是，教师喊苦，学生喊累，学生在校苦不堪言，即使放寒暑假，也得不到休息娱乐，有太多的假期作业在等着他们。《黑龙江晨报》报道，哈尔滨市一些小学生正热衷于通过“炒卖”寒暑假作业来赚钱。据一位姓王的母亲介绍，她的儿子读小学四年级，儿子把自己做完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袭，抄3页作业收费5元。因为作业实在太多，一些学生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买”作业。这不是逼着孩子堕落吗？这就难怪有作业检查权的课代表能“以权谋私”了。
学校风气如此之不正，不能不说是受社会风气影响所致。现在的校园风气怪兮兮的，用不了几年，当学生毕业踏入社会，就会把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不良手段用来对付成人社会，现时的校园现状之怪即是未来社会之痛。

孩子的心灵是一个没有杂质的净地，没有谎言，没有欺骗，一切都直来直去，他们的行为都是基于想满足自己某种单纯需要所致。可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物欲横流，每时每刻都在败坏着孩子们的心术，一个纯洁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耳濡目染的狗苟蝇营之事太多，目睹的见利忘义太深刻，这个孩子难保就不变味儿。
学校是学习知识和科学的殿堂，可是今天的学校“星座书”却像黑马般杀出，因为学习和以后的功名利禄联系在一块儿，学生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读书。迷信是社会压力到了极至，各阶层的矛盾不可调和，人又希望寻求一种解脱的时候，才产生的一种寄托。在传授科学和真理的校园，迷信的“星座书”大行其道，难道不是当代教育的信誉危机吗？
杭城几所中学近期调查学生课外书阅读情况，尽管发放的表格中列举了从古到今的260种畅销书，涉及科幻、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9大类题材，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生投票最多的却是没有列在排行榜上的星座书。
近年来预测人的健康、情感、性格、学习、事业等“运势”情况的星座书，非常流行。2003年的版本尚有余温，2004年的版本又开始粉墨登场。在杭城街头、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2004年十二生肖星座运势书籍随处可见，一些大的书店也在其抢眼的位置摆上这类热销书。不仅如此，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也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成为“星相学”最有力的传播者。其实杭城的景况只不过是中国的缩影，“星座书”畅销，“星象学”流行，在中国的学校已不是秘密。
在书店的星座书籍大多装帧精美，售价高；地摊上的则比较粗糙，价格也低，两者的内容差不多，都是预测各星座的运势，因此学生们更乐意在地摊上“淘宝”。星座书在校园里的传阅率是任何课外书所无法比拟的，大学生、中学生不仅自己热衷于购买，有的还把它作为时髦的生日礼物馈赠。由于学业和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星座运势成为学生们寄托精神的希望，为星座或喜或悲甚至丢掉性命者不乏其人。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愚昧正在校园里向科学挑战，这不能不看作是应试教育失败的一个征兆。

世界无烟日，广州一些中学发现，初中生吸烟的情况日趋严重，女生吸烟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在广州市越秀区某中学附近一群正在小食档吃饭的中学生中竟有4人的手中夹着香烟。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又发现几名中学生在吞云吐雾。一名男生说，去年有同学给他试吸了一口烟，他当时觉得很不好受，但又怕别人取笑他不像男子汉，就忍着吸了下去，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自己离不开烟了，吸烟还使他交到更多的朋友。很多女生也加入了烟民一族的行列。一名自称读初二的女生说她吸烟就是为了一种感觉，因为这样不但让别人觉得很酷，自己好像也长大了，而且她认为男生都吸烟，既然男女平等，女生也可以吸。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对天津、山东、重庆、广东4个省市的200所中学的11957名13岁-15岁的中学生进行青少年与烟草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是：现在中学生初次吸烟的年龄是10.7岁，比六七十年代的调查结果早了2.3岁。在吸烟学生中，有41.5％的学生认为男人吸烟是成功、有风度和时髦的表现。20％以上的初中生尝试过吸烟，其中32.5％的男生和13％的女生尝试过吸烟，总吸烟率为22.5％，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说他们在1周内至少有1天会吸烟。

由于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大学生已经成为另一类高压人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南京各高校心理协会对在校大学生心理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压力指数偏高，其心理问题大多数集中在焦虑、恐惧、孤立、抑郁、敌对和人际交往障碍等方面。特别在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现实下，大学生普遍对毕业后的就业及就业前景感到失望。
另外对南京市的608名同学调查时发现，有过心理危机的占75%，不少人有过自杀念头。北京某高校对98级新生心理调查表明，8.77%的人经常失眠，5.33%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26.19%的人有心理问题，只有20.73%的人觉得心理方面没有问题。
对处在激烈的学习竞争、就业竞争并承担较大经济压力的大学生来说，较为普遍的心理问题，无疑于是一颗颗隐形炸弹。马加爵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各界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问题的关注。湖南大学日前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约37％的大学生压力指数偏高，其中5％的大学生心理压力指数过高。
心理压力指数过高的大学生对星期一存在恐惧感，生活对他们来说乐趣很少，经常觉得疲惫不堪或愤愤不平。在这些“压力过大”的人群中，大四的学生就占75％。这也表明，就业与考研的双重压力是造成大四学生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四中被保送读研究生的人心理压力相对最轻，不言而喻，这又是应试教育考试至上造成的结果。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明显超载，甚至对未来丧失信心。
在大学生干部中，有约31%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有较大压力，有约33%的人认为自己身心疲惫。
原国家教委曾对12万名大学生身体健康进行一项抽样调查。调查显示，80%的学生视力近视；23.3%的学生因心理压力而患心理疾病；每年因病退学、休学和自杀的学生数字更是触目惊心。
另据一项有关大学性问题的调查显示，93%-94%的大学生认识到共用注射针头和不戴避孕套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有40%左右的大学生却不清楚输被污染的血液也可以染上艾滋病。有1/3左右的大学生，把一般的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混为一谈，认为皮肤接触也会传染艾滋病。上海某高校两名女生和一名携带艾滋病毒的留学生发生性关系而被传染。
联合国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但指身体没有疾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健康有10个标志：精力充沛；能从容不迫对待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不感到精神压力；处事乐观，态度积极，能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休息，睡眠良好；适应能力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体重合适，身体挺拔匀称；眼睛明亮，反映敏捷等，看看我们校园中的大学生，用这个标准衡量，健康的有多少？
影响当代大学生身体健康的因素很多，其中，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以及体制影响最大。北大、清华对570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每天除了上课外，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天还要花2至5小时的时间做作业。而这些学生升入高校之前，62%的人每天做功课的时间长达5至6小时，每周能从事1至２次体育活动的学生仅占41%。
来自上海33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大学生人数仅为18.5%。不少大学生认为运动没时间，没必要，不如搞公司、搞创业。资料显示，美国大学生每周要进行12个小时以上的课外体育锻炼，80%的人参加了各类体育俱乐部；而我们的大学生呢，做广播操得请老师点名监督，组织个运动协会得摊派名额。反之，吸烟成了提高学习效率、消除心理疲劳、表达友情的“最佳方式”，喝酒谈天、通宵打牌等等成了“休闲”的必修课。
通过调查看到，大学生选择听音乐、休息或是运动等方式来减压。有的选择疯狂购物来减压，还有的选择酗酒来减压。选择酗酒来减压的大学生中，大四的学生占了37.7%，在酗酒中选择一醉方休的又占了其中的75%。这表明，寻求强烈刺激是不少大学生排解心理压力的非明智之举，这种减压方式的隐患已日渐暴露出来。
在个性特征方面，大学生具有外向、开放、活泼、自信、富于幻想等特点，但也存在心态浮躁、责任心不强、克制力较差、以自我为中心、不讲信义等缺点。更多的是普遍缺乏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
由复旦大学主持研究的《2002-2003年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以大量信息描述了上海大学生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就业成为此次调查中一项重要内容。调查显示，有86.8%的学生感觉就业压力增大，远远高于2000年有关调查显示的58.9%。
大学生对职业期望名列前两位的是企业管理人员和国家公务员；期望就职单位的前三位顺序是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和国有单位；近一成大学生想自己开公司或合伙开公司当老板。大学生对今后工作的行业期望排在前几位的是：金融证券业、商业、高新技术产业、国家机关、医疗卫生业、教育、IT行业等。七成多大学生选择大城市为就业的理想地点。
大学生择业看重的是收入和个人发展空间。除此之外，个人兴趣、单位或行业发展前景、工作稳定性也是大学生较多考虑的三个因素。
选择职业常常会遇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处境。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宁愿到收入高但随时可能会下岗的单位，而不愿去收入低但不会下岗的单位。这说明我们社会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的教育正在造就一批又一批为了眼前利益，不惜放弃原则的后代。
从一项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中，北京、上海、广州部分大学生涉及价值观念的回答是：比起金钱、婚姻幸福、事业成功、个人名誉等选项，只有2%的人将“为大众服务”选择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在“对自己未来重要”或“很重要”的因素中，比起“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身体健康”、“有发展自我的最大空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美满的小家庭”、“有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等诸种因素，大多数大学生把“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列在最后，把“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列在倒数第三。
这项调查还显示，仅有52.9%的青少年有时参加公益劳动，而经常参加的青少年只有19.83%；对于社会上组织的公益活动，也只有25.24%的青少年是发自内心地积极参加，而有63.41%的人是根据情况偶尔参加。同时，在对“最不文明行为”的看法上，只有0.4%的人认为“不参加公益劳动”、“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是最不文明的社会行为；在问到“对媒体刊登的社会上有人遇到困难的报道，你会怎样做”时，选择不理睬和感到讨厌的加在一起有14%。
在公益活动方面，今天的青少年表现出较大的道德欠缺，而这是我们的社会种种丑恶和弊端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那些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不需物质报酬、为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服务的志愿服务，在一些国家已成为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形式，广大公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志愿者平均每年贡献191个小时来从事志愿者活动；法国受调查的成人中，有近一半的人说他们从事志愿服务是因为他们喜欢帮助别人；在德国，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每月花费15小时从事志愿者工作，有3/4的受调查者主动要求通过志愿者活动来增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爱尔兰目前约有1/3的成年人都是志愿者；在韩国，每年志愿者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已超过了20亿美元；而在美国，志愿者个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56%。相比之下，我们自称共产主义理想最高的中国，志愿者就像凤毛麟角，我们不能不感到汗颜。
我们的社会就像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一方面接受有利于自己的观念，如个性解放，环境保护和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拒绝尊重他人和他人利益，缺乏公众意识，对社会公益事业缺乏热情，缺乏爱心。你怎么能寄希望于自私自利的人团结共事，和谐发展，把人类社会推向光明呢？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而言，道德沦丧是注定要受到报应并且没有前途的。
云南大学的大学生马加爵杀害自己的同学，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遭到的报应之一。

“五一”期间，一位高中女生在网上发出信息：“我是上海某中学的一名高二女生，节日期间需要进行数学、物理辅导，请有意者与我联系。”这条聘请家教的信息立刻引来十多条回帖，大学生不休假忙于打工挣钱。
为忙于挣钱的大学生中介，复旦大学BBS上的“兼职讨论区”热闹得不可开交。仅5月1日一天，就出现9条聘请短期家教的帖子，而有关兼职信息的回帖数量更多，以致于许多帖子发出三五个小时，就不得不赶紧在网上声明“报名已满，请勿再回帖”。
“五一”黄金周的打工热已经席卷全国许多高校。走进各个高校，都能看见广告栏上，家教、翻译、促销、市场调查与访问等各类兼职信息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大学生兼职赚钱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今天的大学生深感生存压力的日益加剧，不得不早早走上图谋赚钱的道路。
我有个朋友为读中学的儿子请家教，当他家教的是个大四学生。这个同学谈到他为什么兼职时说：“我做家教是要体验社会实践，并不是为赚钱。”我那位朋友信以为真，很真诚地对这个大学生说：“正好，我给你介绍个下岗的工人，他的孩子正需要帮助，你到他家去实践实践吧。”这位大学生问：“他下岗了，请家教付得起费吗？”我那位朋友说：“他可能付得少一点，比如说比我付给你的少一半。”这位大学生说：“那怎么行？我可不能白干！”我那位朋友很奇怪，说：“不是让你白干，你少收点儿费行不行？你不是要体验社会实践，不在意钱的吗？”大学生瞪了我那朋友一眼，说：“你把我当傻帽呀？我还要考试，没时间。”当然这位大学生不是傻帽，他没干这桩出力不少挣钱不多的事。说透了，大学生们之所以兼职主要是为了赚钱。如今的社会，我们教育人“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是轮到自己来实践，那就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西南交大外语系22岁的大四学生单亮因长期过度劳累死亡。他学习成绩优秀，但因家庭贫困，不得不在读书期间在外打了4份工。
6月5日，单亮突然晕倒，之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的诊断是，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大规模入侵的细菌令单亮的多个器官衰竭。这是一种因病菌侵袭身体多种器官引起的疾病，只有免疫力极低的人才可能患上这种病。医生分析，单亮是因为长期劳累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患上此病的。医学上将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地劳心劳力，加上缺乏及时的健康恢复和足够的营养补充，导致机体细胞超前老化，过度劳累引起的死亡称为“过劳死”。
单亮来自山东潍坊地区高密市城郊一户农家。他的父亲单既合告诉记者，单亮从小身体很棒，几乎没怎么生过病，小学到高中的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2000年，单亮考取了西南交大外语学院英语专业。
单亮的女朋友哭着说：“因为他忙，我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太少、太短了。”从这学期开始，每天晚上单亮都要做家教。每周四下午他还要赶到某大学兼职讲课。因为成绩优秀，单亮还常常做一些英语笔译，熬夜是常事。“学习和工作忙得他经常喊累，还说自己想休息。”
出现单亮事件后，上海市教委为严防大学生兼职出现“过劳死”的悲剧，要求每位兼职的大学生毎周兼职时间不超过20小时。
华师大学生张丽目前手上有两份家教，平时还会做一些翻译之类的兼职，她说上海像她这样有两份以上兼职的大学生很多。同济大学的陈林说，大学生的兼职工作首选的是家教，其次是在大卖场做收银工作，也比较喜欢做一些文字翻译。
做两份兼职的大多是一些贫困生，上海交大学生事务中心勤工助学管理处的金建美老师认为，仅仅做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劝解他们退掉一部分兼职岗位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要真正治本，还需要在帮困上加大力度。
根据上海市教委学生处的一项统计，上海市目前在校生总规模近40万人，其中登记勤工助学的约8万人，勤工助学的以贫困生居多。

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大四女生“非正常”生活一个月，赚了两万。这条消息是这么写的：
在同学眼里，23岁的大四女生郑艳的生活状态挺不正常，人漂亮，家境好，偏偏要每天浓妆艳抹，东奔西跑，为一家不知名的化妆品公司推销产品。她还没毕业，就靠自己赚的钱支付了一套单身公寓的首期房款，月收入逾万元。
郑艳就读于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专业，她的化妆品店就开在学校附近。小店开张的第一个月，就卖出了价值3万多元的化妆品，郑艳第一个月的收入达到12000元。这样的收入，对一位尚未毕业的大四女生，还是真够让人咋舌的。
距离毕业只剩一个星期了，已经找到工作单位的同学在享受着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假期，没签约的同学在四处跑单位，而郑艳却在忙着为自己的化妆品店选新址乔迁。
大四的课程不多，郑艳却异常忙碌。除了自己推销化妆品，她还要负责带几个推销员入门，因为她已经升级为组长了。
写这条消息的人很推崇郑艳，说她不仅赚了很多钱而且还有一种思想，到哪儿干“可以随时跳槽！”还说这就是教育的“学以致用”了。写的人感到很欣慰。
不难看出，这条消息崇拜的也是“银子”。不管学什么、做什么，没有“银子”是万万不能的。而为了“银子”随时准备“跳槽”也是天经地义的。这哪里有一点儿学生的味道，实在是比势利小人还小人了！
历史学家在总结魏玛共和国倒台，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基础时说，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已经是腐败横行到所有的人都对腐败咬牙切齿，然而所有的人又都巴不得自己有个腐败的机会，好来捞一把。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变革行吗？于是希特勒上台了。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人人反腐败而又巴不得自己也有个腐败机会的现象呢？“不当得利之心常有，勤劳致富之心常无”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侵蚀人心是个否认不了的事实。有的大学，在校学习的男大学生甚至不知羞耻地发出广告招亲，要找个富婆吃“软饭”，幻想一夜暴富不劳而获。上帝怎么认错了人，竟把这样的家伙生成男人身！再为富婆计，谁个女人又敢招惹这样的“小白脸”？不怕被他算计？
如此“推销”下去，当然悲剧发生也就不远了。

2004年3月9日武汉两所大学3名在校生到报社反映：湖北至少有400名在校大学生在重庆参与传销，无法自拔。这一事件惊动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此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6月2日，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陈至立也作出批示，要求切实落实温总理批示精神。同日，公安部长周永康批示：“要一起商研一个综合治理办法，包括思想宣传教育、集中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分析、受骗上当人员的现身说法等，适当时间召开一次会，专题作出部署。”
让我们来看看大学生参与传销事件怎么令人心惊。
2004年5月29日，江苏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王场派出所对8个传销窝点进行突击检查，解救出中国医科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的3名大学生。
2004年5月19日，山西临汾市工商局、公安局捣毁尧都区东赵村一个传销窝点，40多名传销人员中大多数为在校大学生。
2003年10月31日，海南海口市龙昆北派出所捣毁一传销窝点。该窝点的13名传销人员均为在校大学生，其中12人来自宁夏固原同一所医学院校。
2003年9月9日，广西贵港市石羊塘派出所查获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涉案人员达500多人，其中90％是大学生。
2003年8月27日，广西合浦县端掉一个非法传销窝点，查获146名非法传销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
重庆2000大学生参与非法传销就更让人触目惊心，其参与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不得不让人思考，非法传销为何有如此魅力？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眼下的时评都说，非法传销的“魅力”在于它所特有的暴富诱惑。为了钱，为了一夜暴富，大学生的脑子才“不堪一洗”。
其实，非法传销的“魅力”除了金钱的诱惑外，更重要的是暴露出我们社会缺少爱心、缺少感情、缺少能给人以平等、公正和公平的机会让人成就事业。因此我们的教育在与非法“传销”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不信，看看一组实地调查报道。
由于实习需要，我们被分到广州市白云区某镇进行社区调查。分组时，我选择了“打击非法传销”项目调查组。
除了钱，非法传销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据我们的调查显示，我惊奇地发现：非法传销更多地利用、炮制了类似现代企业的一套所谓留人理念。
“感情”留人。非法传销采用家庭管理制度，即由一个家长（传销头目）带领几个家庭成员（传销分子）共同努力，迈向成功。传销团队即“家庭”，相对于企业团队更具人性化，因为这里以“家”相称。
“事业”留人。通常认为，非法传销的事业是赚钱，这点不假。他们开展事业的方式是：购买产品入会（产品只是幌子），然后通过发展下线收取提成。在他们的笔记本上我看到一个“笨人计划”：按计划，如果1人1个月拉到两个下线，然后下线拉下线变为4个，3个月后变为8个，依此类推，9个月后，第一个人便升级为高级经理，提成可以收到22.4万元。“笨人计划”似乎让人觉得赚钱很容易。事实上，稍懂点儿事理的人都明白，“笨人计划”只不过是理论上的数字倍增学，真正实现起来谈何容易。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非法传销为他们假设了一个诱惑至极的虚拟“事业”空间。
“环境”留人。外界一直对传销分子捡烂菜叶过生活的行为感到不解，在一次个案访谈中，我们也提出了类似疑问。传销者听到问题后马上反问：“你觉得我们是真的吃不起吗？”然后他们解释：这么做首先是出于平等需要，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入会后都得吃烂菜叶，在这里人人平等；其次就是孟子那段流传千古的励志词，“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这种环境下，调查显示传销分子自认为提高能力的占90％以上。在随机访谈中，一位级别稍高的副经理告诉我们：“如果传销干不成功，我完全可以胜任其他管理工作，几百人的工厂管理不在话下，并且我比人家管得更有人性化。”一位初中毕业、当过4年厨师的徐先生则更自信：“我8个月在传销内部学的知识，比我以前所有学的东西还多。”还有一位很文静的小青年说：“以前我见生人脸红，上台说话腿发抖，但现在自信多了，这样的环境很适合我，我会继续干下去，我肯定会成功。”
让我们来看看非法传销组织的一些生活片段：
远远就听见8楼传来宣誓声：“辉煌的事业等着我们，走过苦难前面就是金光大道……”
一间卧室里已坐满了青年男女，每人都拿着小本子，房间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心理素质培养、父母、心态”等字样。
10分钟后，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到来，开始讲课。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组建团队和培养团队精神。“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历时3个小时，语言极为煽情，充满华丽辞藻。
执法人员赶到将正在聚会的8名传销者堵住，其中有3名在校大学生，还有两名年仅17岁的在校高中生，他们本应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
刘静、刘玲被亲妹妹（她们现在的“家长”）骗到重庆并开始从事传销。姐妹三人的父亲得知她们在重庆搞传销后，曾跪在她们面前，让她们回家，她们没有理睬。
涉案大学生周军是河南郑州大二学生。经同班同学“推荐”，交了3350元，于去年7月开始进入传销网络。今年春节后，他办理了休学手续，专职传销。目前，他是“家长”。他的“家”租住在一居民房中，月租金大约三四百元，而生活费只能维持在每月200元左右，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元。针对记者“多久吃一次肉”的问题，这名“家长”说，“我们每天吃青菜，每个星期改善一次生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我们当时认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周军“家”有值日表，轮流做饭扫地。他们每天5时起床，6－7时进行“早训”：首先是“站军姿”，随后是“开心一刻”，大家一起唱唱自己编的“励志歌”，最后是演讲，“家庭成员”随机选择一个话题，发表即席演讲。
晨训之后，他们有时会上课，上下午都上，初来者就在谎言的不断重复中被洗脑，成为忠诚的信徒。
他们没电视可看，也几乎不看报纸，有空就看关于直销和“成功学”的书籍。
周军说，即使加入了传销组织，也不能见到自己上级的上级。如果“家长”要找“经理”，需要通过中间人联系，而中间人又频繁变更。这势必导致他们受骗后，连骗他们的人都无从找到。
传销课程在控制成员精神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课程最显著的特点是，用空洞的概念构筑一个虚拟的系统，完全脱离实际。老师们说，他们从事的是直销而非传销。“直销”有什么好处呢？在学员的听课笔记上记着：小投资大回报；有超越、有回归；浓缩人生，倍增财富。“直销”的坏处是什么呢？老师说是赚钱太快。
培训洗脑的重头戏是所谓的“分享课”，由公司的成功人士介绍自己的经历和成功经验，向其大肆灌输所谓的“成功学”和“营销理念”，用“三个月开宝马”等一夜暴富的事例来激励或刺激新来者选择这一行业。
传销组织还利用一切时间给新来者洗脑。新来者每天只吃两顿饭，一般是米饭和土豆，甚至是烂菜叶子，并美其名曰“老板汤”磨练意志。饭后是活动时间：先是“饭后一支歌”，每人轮流唱，目的是锻炼勇气；然后做集体游戏，像“诚实与勇敢”、“红太阳”、“传一毛钱”等，目的是制造热烈的氛围。在这种类似邪教的氛围中接受几天的密集培训，一个新来者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不自觉地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被自己的亲姐姐拉去传销的阿峰说：“在这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人就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的笔记。最终让你心甘情愿地把钱交上去。你一边交钱，心里还会一边窃喜，认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能成百万富翁。”
从警方和工商部门披露的情况看，这些参加传销的大学生们从大一到大四都有，以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为多，他们的家境普遍不太富裕。更引起人关注的是，在传销的队伍中，现在竟有高中学生参加，有的高三学生甚至连高考也放弃了。“现代科举”的门是那么难进，而传销又是那么地有吸引力，给人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学生们为什么不往里走呢？
“为林驱鸟，为渊驱鱼。”除了社会使人失望以外，正是我们的教育，正是“现代科举”把门堵得太死，让很多人没有希望，让读书的人怕找不到工作，因此走上邪路。难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还看不到这些吗？
南开大学团委副书记王凤说：“发财就是成功、有钱就是有价值，这些扭曲的成功观和价值观如果不及时扭转，面对极具诱惑力的其他骗局，大学生们还可能上当受骗。”
一些被骗和骗人的大学生们在分析自己的经历时，都坦言自己无法把握毕业后的事业走向，“与其毕业就失业，还不如能抓一个发财机会就狠狠抓住再说，也好为将来进行一些原始积累，起码心里会踏实一点。”
“在就业压力面前，一些大学生迷失了！”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处长赵锋说。“传销事件提醒我们，学校也需要反思大学生就业教育方面的缺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学校不仅要千方百计为学生就业创造外部条件，更要从思想上关心、帮助他们，努力为他们解开已经很沉重的就业心结，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更需要帮助。”

还有更脆弱的人，就在压力下崩溃了，用结束自己的生命给家人留下痛苦，给社会留下创伤。
在广州市大德路濠畔街，一位成人大学的女学生从8楼跳下，当即身亡。楼下卖菜的目睹者说，上午9时她正在为客户称菜，突然听到“砰”的声响，一个年青女子落地后就不省人事了。“女孩经常到我这里买菜，都很熟悉，长得很漂亮，才25岁，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很讨人爱，平时很少说话，文文静静的，可惜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跳了楼！”
女孩的母亲是教师，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目前在一所成人大学里读书。一位亲戚说，孩子死时在电脑中写了一份遗书，大意是生活压力太大，学习成绩不理想，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不想活了。正在调查的公安人员也证实小名叫阿喻的女孩自杀前留下了遗书。
2003年2月5日凌晨，在北京考研的广东男子王雨自杀被送进医院抢救。王雨住在某招待所，他的床头摆着几摞学习用的书籍。招待所的宗副经理说，王雨已经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多，平时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工商管理之类的，他一直在复习考研。
暨南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黄毅不能参加本学期的最后一门考试遗传学考试了。身为教授儿子的黄毅留下遗书之后，从自家的楼上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有关人员证实，黄毅留有一份100字左右的遗书，大致内容是：学习负担太重，实在承受不了压力，不想活了。
2001年9月17日凌晨，广州市海珠区某学院一名刚入校两天的新生无法适应新环境，连续失眠两天后从宿舍楼跳楼身亡。
2001年10月9日凌晨，广州某高校99级化学系学生石某不顾同学和女友的劝阻，从海印桥上纵身投入珠江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遇难的还有另外一位救他的大学朋友。
2001年11月，广州某名牌大学新闻系2001届毕业女生梁某，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在家采用电击方式自杀身亡。毕业后，梁某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觉得压力很大，对生活、事业感到绝望。
2001年12月31日上午，广州市五山某高校2000级研究生因为承担不了考试压力而跳楼自杀。
2003年北京市三所著名大学在开学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各发生一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南方一些高校，近几年来也接连发生大学生跳楼、上吊、跳塔自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杀者大多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
一名从西部黄土高原进京的某大学生，原来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他自杀的原因只是学习成绩有所下降，自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就爬到学校最高建筑物上，纵身跳下。
其实，每年都有大学生自杀的事发生，只是近年来悲剧越演越烈了。当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校园里消失，当接连不断的大学生自杀似乎已不是新闻的时候，面对大学考场里那些个空空荡荡的座位，我们的心灵是否感到震撼？